副秘书长到底是干什么的

2018-03-29 17:30

  近几年,副秘书长这一职位似乎突然成为高发的“重灾区”。截至去年年底,有盘点了近年来落马的副秘书长,仅省委、省一级就有8名,其中最高受贿金额达4700余万元。

  这些数字使副秘书长这一岗位趋于“妖”。但值得指出的是,由于案件查办的滞后性,大多在副秘书长岗位上落马的官员,其贪腐事实往往发生在上任之前。将副秘书长与贪腐直接划上等号显然是一种误读。

  事实上,他们是一个低调的群体,能说清楚他们工作的人不多。曾有一些群众到某级,见来接访的是副秘书长,就不满地说:“你是秘书,我找市长。”搞得副秘书长煞是尴尬。

  他们却颇有影响力。“也不能太低调。”一位去年才上任的市副秘书长笑言,主要领导已经多次提醒他,他不仅代表自己,还要代表、代表市长、代表分管副市长、代表秘书长。

  他们是“秘书”,也是“领导”,在更多的时候充当着“幕后人员”的角色,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。

  约好的采访时间是下午2点半,《廉政瞭望》记者提前一刻钟到了。另一位市级干部说,“刘秘书长是很守时的”——这意味着,不能晚,也不宜过早。

  采访准时开始。当记者来到刘建树办公室的时候,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,甚至为客人倒好了茶水。

  刘建树任市委副秘书长已近两年。说到对副秘书长的定义,他自己先乐了:“刚上任的时候,我专门翻了下辞海,结果没找到!所以外间不知道我们是干吗的,连我们自己都不好说。”

  调侃几句之后,他话锋一转:“不过嘛,在我看来,副秘书长就是协助秘书长负责某一方面工作的负责人。他可以协管或者联系具体部门,也可以协助市领导开展工作。”

  具体到刘自身,他不仅分管市委督查室和市委、目标稽查室,还负责联系机要、保密、党史研究室,同时还要协助一名市委常委,联系其分管的发改委、环保局、统计局等部门。

  “副秘书长的分工没有固定模式,有按部门分的,也有跟领导的。跟领导也不一定是一对一,可能是一对多。”林瑞向记者解释道。他是某地级市的专职副秘书长。

  “比如我们市这一拨副秘书长,除了兼职的以外,都是一对一协助副市长。”林进一步介绍说,“我认为,这样更有利于开展工作。”

  林瑞对记者说,除了很多工作需要他来牵头,还有不少事需要亲力亲为。“比如联系基层和群众,再比如一些突发事件,副秘书长是必须到现场去的。”

  在林瑞所分管的处室人员看来,“他随时要做好接受各种任务的准备,不像其他领导,工作相对固定。”

  任务重,只是劳身;责任重,则是。刘建树对记者坦言,作为协助领导的“贴心人”,很多重大事件的决策,副秘书长是要参与讨论并给领导“递点子”的。“尤其是在一些领导不太熟悉的领域,副秘书长的有非常大的被采纳几率。”

  点子递了,责任就可能落到身上来。“有功肯定是领导的,有过我们当然得顶着。”刘建树说,副秘书长这个职位还是比较“虚”,表彰什么的很少会落到他们头上;然而出了问题,他们得“身先士卒”。

  不过作为副秘书长,也有让刘建树感到挺“舒服”的时候。“毕竟还是领导岗位,开个什么会,副秘书长一般都排在领导班子后面,部门一把手前面。但凡受领导委派出去办事,各部门也都很‘买账’。”

  当然,这种“风光”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。作为中部某市副秘书长,吴洪军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恼。“我们在协管一些部门的时候,虽然受到副市长的委托,但从级别上来说,我们中一些人只是副处级,部门一把手却是正处级,难免对我们有所微词。比如他们经常对排名在后面‘不服’,但有啥办法?我们勉强算‘市领导’啊。”

  林瑞对此也有同感。“副秘书长是个挺尴尬的职位,大小算个领导,但说白了,也就是领导的秘书。”

  刚上任一年,林瑞觉得自己正在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副秘书长。他所协助的副市长,正是他此前工作单位的领导。

  据说这种状况很少见。市一级的领导在调动工作时,很少直接带着下属过去当秘书。

  不过林瑞认为,“跟熟悉的领导合作,有利于工作的开展。感情上也更有归属感。”

  由于多年在纪委负责案件查办,林瑞身上有着“纪检人”的利落犀利——谈话间反应很快,逻辑十分清楚。

  林对记者说:“刚来的时候完全不适应,老是用纪委的眼光来看事情。比如一个文件递过来,我首先就看到这里有问题,那里有问题。”

  转变思维,是林当上副秘书长后的第一个功课。“从‘找问题’,到‘求发展’,关键是在严谨的工作态度基础上,再加上适度灵活。”

  “部门管理出现交集的地方,往往容易抢利,也容易推卸责任。”刘对记者说,“这就需要厘清各部门的职责,再去协调沟通”。

  除了灵活有度,当副秘书长,还有一点是要“看得惯”。这是林对这个岗位总结出的第二条经验。

  “的工作比较粗放,不能像纪检工作那样,在细节上要看得惯。比如一个工程,要走的程序很多,是不是走得完,中间环节是不是全都没有漏,需要宏观上去把握。如果每个程序都必须走到位,可能工程就没法搞了。”

  宏观的眼光,还包括对事件处理的前瞻性。吴洪军认为,现在的有很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,关键问题就在于当下没有考虑好,没有前后兼顾。

  “比如现在的土地管理,很多地方都是未征先供。等到工程进行了一半,老百姓再闹起来,就十分被动。再比如拆迁、事件,其实都是之前没有处理好的后遗症。”

  吴在这个岗位已经3年,他认为,当副秘书长,必须上下、左右、前后兼顾。“上下就是领导和部门,左右就是部门和部门,前后则是当下和未来。”

  而在这三年内,吴洪军就换了3个领导。他协助的副市长主要分管民政、交通运输、农业、救灾等工作。

 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,副市长虽然换了三任,但分管的部门没有变。这让副秘书长的工作具有连续性。

  “但是不同的领导风格迥异,要求和侧重的方面也有所不同。”在适应领导的处事方式上,吴需要下大工夫。

  “领导的履职经历是个很重要的因素。”吴洪军介绍说,他协助的前两任副市长都当过县委,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,在处理相关问题上能力较强,这样一来副秘书长就相对轻松些。而在任副市长只有过比较短暂的基层工作经历,在这一方面就会相对弱一些,会更倚重副秘书长。

  领导履职的地域性也对副秘书长的协助工作有所影响。“三任副市长中,有两任都是本地人,也都在本地的区县当过一把手,比较熟悉这边的情况,很多事情我只需要协助。另一位副市长是从外地来的,有一个适应过程,我要承担的工作就更繁重。”

  不同的领导也有不同的长项和弱项。吴协助的现任副市长曾担任多年秘书长,工作作风十分严谨,对文书的要求也比前两任更高。

  据他回忆,一般的材料,被打回来重写两三次是常有的。如果是重大会议的讲话稿,更需要反复提炼、修改,他甚至曾经为了改好一个发言稿,通宵达旦才完成任务。

  林瑞对记者说:“这个职位虽然算不上肥缺,但也不失为一个升迁的捷径。刻意谋求(该职位)的人肯定有。”

  以此为跳板的,可能做个两三年就提拔了,而且去处肯定不差。“要么是当区、县一把手,要么到重要部门当一把手。”一名与副秘书长们接触颇多的办公室人员告诉记者,当地市委、市这两年各“交流”出去一名副秘书长,“一个去了财政局,一个去了发改委”。

  “当然也有像我这种养老的。”林瑞自嘲道:“年纪大了,去其他部门任一把手不现实,以后很可能去或政协当个常委,也算不错了。”

  而同为副秘书长,在市委和在市也有所差异。据刘建树透露,市委的副秘书长升迁更为容易,大多都去了财政局、交通局等重要部门。而市的副秘书长则流动较慢,尤其是在市委和市一把手关系不太“和谐”的情况下,要“交流”出去就更难了。(文中涉及人物为化名)

  “首先是忠诚;第二是灵活,协调能力要强;再次要博学,最好在多个岗位上轮岗锻炼过;最后情商一定要高,如果副秘书长把所有部门得罪完了,什么事都做不了。”

  4月27日,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,任命汪永清、舒晓琴、王仲伟为国务院副秘书长。

  这是国务院继3月任命肖捷、丁向阳两名副秘书长后,再任命三名副秘书长。由此,国务院副秘书长调整过半。

  “这个处于中央工作核心,很重要,调整、人员也很慎重,也很受关注。”相关专家分析称。

  “副秘书长强,领导就省心;副秘书长弱,领导就操心。”一位地级市陈姓副秘书长认为,最称职的副秘书长是,“领导见你签了‘拟同’,就能放心签‘同意’”。

  从任职条件来看,上任一年的陈副秘书长的切身感受是4条:“首先是忠诚;第二是灵活,协调能力要强;再次要博学,最好在多个岗位上轮岗锻炼过;最后情商一定要高,如果副秘书长把所有部门得罪完了,什么事都做不了。”

  从来源渠道看,梳理部分省市党政副秘书长简历,可以发现,尽管副秘书长大多数都是副厅或副处,但省级副秘书长很少从处级干部直接提拔,市级副秘书长很少从科级干部中直接提拔。

  副秘书长的来源渠道主要有两个:一是下级党政机关以及各部门副职,一是从办公厅(室)副主任直接升任副秘书。观察人士称,“后者能占一半”。

  少数党政副秘书长甚至担任过市长、县长或者部门正职。2010年任安徽省副秘书长的刘建,此前就是担任过亳州、淮南两市市长,以及安徽省民政厅厅长。

  从任命情况来看,担任副秘书,既有培养重用的干部,也有安置过渡的情形。这是因为副秘书长岗位既有“成长性”,也具“安置性”。

  “成长性”是因为副秘书长既能接触、熟悉全局工作,又要做很多具体操作性的工作,能全方位锻炼干部。所以担任此职务的年轻官员,往往是领导看重着意栽培者。这个岗位“可以说是高级干部后备队,只要不出问题,都会比较好。”有中人告诉记者。

  2009年四川省曾面向全国统筹公开选拔县级领导干部,内江市副秘书长、巴中市委副秘书长等职位出奇“火爆”,前者报名人数达到了125人,可见报名者对副秘书长这一职务的“高看一眼”。

  “安置性”则是因为副秘书长有职,“一些不好安排的干部担任此职务,各方都会比较容易接受”。上述人士称,部分地方就将副秘书长作为“安排人”的岗位。

  “组织上给一个职务上的过渡,使其慢慢感受到的减少。在担任副秘书长期间,求他办事的少了,但走到外面,仍然是个领导,脸上还有光彩。”相关专家分析称。

  一位副秘书长就曾告诉记者,他的前任调走之后,副秘书长头衔就没有免,成了一种待遇。

  这种安排,或是作为“避风港”用来安置那些被问责等官员,或作为一种待遇用来安置老干部,腾出给年轻官员解决职务问题,或成为提升更高职务前的一个过渡。当然,这里面也不排除一种情况,即官员被调查处理的前奏,“放到一个没有绝对实权的岗位,淡化被查处影响”。

  副秘书长既可以说是提拔重用,也可以说是虚职赋闲,他们的也就各不相同。

  5年后,升迁者3人:排名第一的副秘书长欣,今年4月11日升任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厅长;李皋2011年调任国家局副局长;谈敬纯今年3月任湖南省厅长。

  调动者仅为副秘书长兼研究室主任的选。今年4月,他被任命为湖南省委巡视第三组组长。

  其余5名副秘书长职位虽未变,但也稍有进步。1人在2011年递补为湖南省委委员,2人先后兼任湖南省经济研究信息中心党组。

  实际工作中,副秘书长分为专职与兼职两类。兼职副秘书长在副秘书长群体中占的比例不小。

  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兼任的情况出现在2002年。这被解读为能更好发挥机关事务管理局的接待、服务功能。6年后,为了解决日益复杂的难题,王学军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秘书长兼任国家总局局长。

  最新的情况是,今年4月新上任的国务院副秘书长汪永清,同时担任会委员、秘书长。这还属首例。

  问题一般都会牵扯到多个部门,处理起来比较棘手,因此某些相关职能部门常常会推诿责任,将者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,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,甚至还会引发一些群体性事件。

  兼任前,部门与相关部门协调时,往往处于弱势,“协调不动”。兼任后,“有了副秘书长这顶帽子,便能以领导的名义出面说话,协调各部门了”,上述官员称。

  不过,“现在各地的问题因为加设了副秘书长而减少了吗?没有。”相关专家称,以较高职位压倒较低职位以解决某些问题的做法,最终会落入“”的陷阱。

  园区建设、招商引资是当下各地的大事,因此副秘书长兼招商局长的不少。“招商引资不仅要招来,还要落地。这就涉及众多部门,如果走程序时间太长,企业就不愿意。副秘书长兼至少能召开协调会,现场办公吧。”一位地级市副秘书长对此有切身体会。

  他还告诉记者,该市还有一位副秘书长兼任旅游局局长,这是因为该市旅游资源丰富,旅游产业是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,“副秘书长兼任,能体现对这个产业重视”。

  最近因为不雅照事件请辞的西南证券董事长罗广,就曾在2005年到2012年任副秘书长兼市金融办主任。

  当时重庆正推行主导的大规模经济城市建设,这其中最关键环节是“钱从哪儿来”。重庆成立了八大城建融资平台,通过运作土地等国有资产,借鸡下蛋。要做到这点,由副秘书长兼金融办主任,能高效处理资本运作中的一系列问题。

  此外,兼任省级副秘书长还可能是改委主任、计生委主任、驻京办主任、安监局局长等职务,各地各有特色。

  到了市级,兼任市级副秘书长的部门就更宽泛了。从旅游局局长、招商局局长到执法局局长、仲裁委主任再到国企老总,几乎所有岗位都能找到兼任副秘书长的案例。

  梳理省市两级兼任副秘书长的情况,会发现兼任者基本来自经济、建设领域,民生、社会领域的较少。

  在这里面,副秘书长发挥作用的例子就有兼任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(世博局)局长的上海市常务副秘书长洪浩。

  2007年,洪浩兼任世博局局长,面临的不仅是建设期需要协调各个部门、各个地方场馆进展,展览期还需要与来自的场馆馆长协作,其工作量之大,从世博局内设31个部门就可见一斑。

  尽管世博会试运营后,时任上海市委评价为“,狼狈不堪”,但最后也得到了“开局良好,运转有序”的肯定。

  “市委、市副秘书长一起,就十几位吧。”陈副秘书长只愿意提供模糊数据。前几年对副秘书长职数的追问,让其成了一个词,众多地方不愿公布。

  陈副秘书长向《廉政瞭望》记者回忆称,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他最初接触副秘书长时,远没有现在这么多,感觉他们与办公室秘书角色相差不多,“只是办公室的领导”。

  到了九十年代,随着职能扩张、领导管理面增大,以及专职与兼职并设,副秘书长越设越多。

  2008年,国务院就对国务院副秘书长进行了一次少有的大调整,由原来的5名扩充为9名。而副秘书长则从1997年的3名,增加到2000年的8名,再增加到2002年的9名,一扩充。

  由于当时中央对地方副秘书长职数没有硬性,各地不仅扩张职数,超编现象更是严重:2008年,辽宁铁岭9名副市长,居然设有20名副秘书长;河南新乡11名副市长,也设有16名副秘书长。

  这最终在2008年引起了的关注。“晒晒副职官员”在、网络上刮起,众多地方陷入的漩涡。

  2009年,下达副秘书长“瘦身令”,:县级不设秘书长、副秘书长,省市副秘书长的职数不得超过领导班子副职职数。

  2011年,《法制日报》就曾梳理称,福建“瘦身令”两年未有所动,9个设区市只有2个副秘书长的职数在10人以下,其余均在10人以上,有两个地市甚至设有15名副秘书长。

  记者通过各种渠道梳理部分城市副秘书长,发现超过副市长职数的情况仍然不少。南京市除了近期被查的副秘书长汪扬之外,就还有10名专职副秘书长、2名兼职副秘书长,其副市长为10人。

 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就此,副秘书长实职和兼职要区别对待,不能“浑水摸鱼”,编制超标,浪费的也是纳税人的钱。

  他一个人一间办公室,门上也没有挂“某某科”的牌子,所以他不是普通公务员。

  他的办公室不大,没挂牌子的门常开,以便来人随时进出,所以他不是主要领导。

  “、市长叫主要领导,常委、副市长叫相关领导。我们,叫有关领导。”彭国超调侃,认为这个段子对他身份概括很精辟。

  他的身份是眉山市委副秘书长,不在党委领导班子名单之中,却又能代表一级党委。

  另一名副秘书长对自己身份的概括是,签文件的时候“我们基本上都不会签同意,只签拟同”。

  承上,他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协助分管领导开展工作。“一切工作都要为领导安排让。”一位地级市陈姓副秘书长告诉《廉政瞭望》记者,他协助的常务副市长,“经常领导突然布置一项工作,我的工作节奏就得跟着变”。

  启下,他们受协助领导的委托,协调各职能部门。“一项工作下来了,我们需要布置、安排、指导,随时跟进进度”,陈副秘书长虽然只是副处级干部,不像部分地市副秘书长按正处级配置,在协调中也会遇到职能部门领导心中不服,但“闹,闹到领导那儿去的情况还是比较少”。

  “今天可能突然安排要搞一个主题教育活动,明天可能领导突然要求加快修进度,后天可能出现个稳定问题……你说这些事情谁来打理?”上海市委办公厅秦德君博士称,选来选去,还是“要秘书长或者副秘书长来协调、组织、调研、报告、提出初步的方案。”

  5月,山东“毒生姜事件”之后,出面回应的就是副秘书长马越男。像这类突发事件涉及多个部门与环节,不管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还是农委,哪一个部门出面都无法统筹整个事件,也就协调各部门的副秘书长出面较为合适。

  “我现在很大精力都用在对付扯皮捣蛋上。”陈副秘书长叹言,经常开协调会,一开就是几个小时,各部门在那儿“‘扯嘴皮’,你还得等他们都说完了,才能把早已做好的决定说出来”。

  这是职能扩大的后遗症——部门职能不清,边界模糊,有利就争、无利就推。

  一个副秘书长曾对《廉政瞭望》记者戏称,“如果是辆车,他们就是润滑剂”,要在单位与单位、部门与部门之间寻找平衡点,寻找各方能够接受的办法。

  “除了兼职副秘书长,专职副秘书长一般没有半点人财物。”一位已经离开副秘书长岗位的官员认为,完全可以将之看做一个虚职。

  而且副秘书长虽然名义上是党委领导,但他们一般不是常委,不参与常委会,不算决策层。所以他们很少签“同意”。

  各部门提交常务副市长的请示件、汇报件、等等,都要经过他。他自嘲自己是一个“过滤器”,“没有必要每个文件、每件事都摆到领导案头。70%到我这儿就能处理或给出答复,所以到我这儿就截止了。”

  对于剩余的30%事项,陈副秘书长都会给出处理意见。虽然这些意见绝大多数都会成为最终决策,但“我们基本上只签‘拟同’,将最终决定权留给领导”。

  “如果你是部门一把手,副秘书长找你‘协调’点事,你哪知道是分管领导的意思还是副秘书长的‘私货’,你会不办?”一位副秘书长坦言自己能享有领导的派生。

  这就造就了这个岗位最大的特点——“可进可退”,“是一个弹性岗,具有弹性、伸缩性。”一位地级市副秘书长任职多年后,对此感触颇深。

  “把这个职位看重点,我们是党委领导;看轻点,我们只是办事员。”上述副秘书长有时感觉很尴尬,虽然他对外可以代表市,“但也得领导委托了你,才能代表,如果没有委托,还是比较尴尬。”

  虽然按省部级以上领导才允许配备秘书,但实际上,市级领导也会有1名办公室人员担当秘书角色。

  与领导秘书相比,“我们只是‘副秘书’。”上述副秘书长并不认为这是调侃,因为“协调主要领导,我们还是要通过领导秘书才行”。

  秘书的行政级别尽管没有副秘书长高,但他们服务领导的职能更纯粹,与领导互动更密切,享有的派生也就更大。

  记者曾接触过数份省级党委内部通讯录,在这种处处体现等级次序的材料中,秘书排在副秘书长之前。

  程维高时期,省委秘书长都曾因为与秘书发生冲突而被免,更不要说副秘书长了。

  这源于副秘书长的结构特点:某些方面是明确的,某些方面是相对模糊的。也与一把手风格有关。

  “过去上海部分领导就不直接与副秘书长发生联系,副秘书长的工作都由秘书长安排;之后数位领导,只要召集开会,不管大会小会,副秘书长都会参加。”一位上海官员梳理他接触过的数届上海市委领导称。

  他们一人重在对外,一人重在对内。除非副秘书长兼办公厅(室)主任,否则办公厅(室)副主任并不归副秘书长管理。“副秘书长有超越处室,直接指挥到人头。”

  于是,在这种叠床架屋的组织安排中,部分地区副秘书长与办公厅(室)主任的“职责也会有冲突”,不过在陈副秘书长看来,这种冲突更多是工作上的冲突,与领导关系不大。

  谈到日常监督,陈副秘书长自言,“监督还是有点缺乏”,“好像没有非常刚性的制度来约束我”。

  “分管领导、秘书长不可能监督到我。我联系了很多部门,但与他们的接触不是很密切,他们也不可能监督到我。分管的科室更不可能监督我,他们完全不了解我的行踪,送材料过来都要提前打电话确认我是否在。” 陈副秘书长说道最后,自觉有点。

  不过,针对副秘书长岗位风险的问题。一位体制内人士对记者如是说:“现在对监督的乏力是共性,从越大风险越大来说,副秘书长作为群体并不突出。”他进一步阐述,盯着一个岗位或某个人并非反腐长策,“管人是,管权才是嘛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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